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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