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教育部门制定的教育规划基本上都是就教育谈教育，没有从历史的高度、时代的发展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来看中国教育。应当区别教育本身与非本身的问题,进而建立一套具有公平系数的评价体系。 中国的现代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实效,关键就在于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不足,致使改革往往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 应当区别教育本身与非本身的问题,进而建立一套具有公平系数的评价体系。 要想通过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调动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因素,尤其是做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009年10月中旬,北京市公布了民众寄望已久的2010年高考改革方案;短短两三天,关于这次改革是非与得失的讨论便充斥了各大媒体。此前,民盟中央于6月底和9月两次召开有关高等教育的研讨会,召集民盟内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共同探讨中国教育发展大计,为教育改革进献良策。 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国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的教育体制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这次改革,必然触及教育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唯有超越“教育”、回归社会,教育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 改革目标 与教育社会功能相契合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借助教育改革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经济复苏,已然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我国宋代思想家、教育家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公是非于学校”的设想。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则对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大学既是科学的殿堂,也是人们精神的家园;它有义务,也有能力调节社会的失衡。” 实践表明,教育向来都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关乎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著名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认为,要考察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其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实效,关键就在于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不足,致使改革往往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97年高校收费实行并轨制,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早已超越千万,很多省市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70%。教育的“饼子”越摊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对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严峻考验。许多大学生在“象牙塔”中苦读的岁月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社会。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认为,教育应以育人为本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要人文与科学并重来培养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跨越式”大发展后,教育的浮躁心态已经非常明显;许多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已经脱离了社会的需要,走进“为教育而教育”的怪圈。现在大学里的许多新兴专业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的,其中有些“新、奇、特”的专业门类,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办学能力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反,一些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尤其是农林医药类专业,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惨淡经营”、发展乏力。在民盟中央9月16日于南昌举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表示,深化农林医药专业教育改革、增强高等学校为相关领域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教授则强调,对于高等院校应“优化层次结构,加强分类管理”,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在教育正在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今天,是否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成为衡量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在民盟中央6月29日举办的教育论坛上,清华大学学者叶赋桂阐述了教育回归“社会功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教育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功能中,社会功能则是最基本的;教育要传递社会的核心价值,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教育公平 与社会公平相伴共生 目前,我国在校生总数超过2亿,其中大学在校生超过2000万。如此庞大的受教育人口,使教育理所当然地被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整体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能上学”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了教育发展的失衡,“上好学”又成为矛盾的焦点。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表明:公众对当前教育体制的总体满意度仅为57.4%;群众意见最大的,就是教育乱收费和“择校热”。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投入增长较快,但是相对于经济总量来说比例依然较小。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在分配时又多向城镇、名校倾斜,直接导致了“弱者恒弱、强者愈强”的局面。优质教学资源的不足,使“择校”、“择班”、“择师”的风气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不少农村和薄弱学校的教师也因此“孔雀东南飞”,流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区域,进一步加重了失衡的困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认为,中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这一点决定我们必须办“大教育”。“大教育”,就意味着全国“一盘棋”,资源的配置就成了决定教育是否公平的关键因素。目前,国家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的最低国家标准,包括硬件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资源配置、师生比例等。这个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保障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科学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有的标准被“打折扣”的现象并不少见。 专家认为,要想实现教育资源真正意义上的“均衡”配置,首先应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引导教育资源向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流动,缩小教育的地域差异和校际差别;其次应理性设定教育目标,改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实现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再次应适当调整办学模式,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增强教育体制的活力,改善教育投入不足的现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要做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要坚持教育优先、促进教育公平。”蒋树声始终强调教育公平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明确指出了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基本关系。要想通过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调动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因素,尤其是做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改革 和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蒋树声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望;仍然面临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他认为,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引导大学办出特色,而不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质量。 叶赋桂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变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教育改革,试图从中探索教育成功的奥秘。他认为,近些年教育部门制定的教育规划,对中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宏观指导的作用;但这些规划基本上都是就教育谈教育,从眼前的现实来规划未来,从当前的热点来制定战略,没有从历史的高度、时代的发展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来看中国教育。王光谦认为,应当构建一个“全民、终身、多样”的教育体系。 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改革的路径始终应该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相一致;一旦脱离了时代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教育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就难以避免了。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涤荡”之下,升学率成为考察基础教育成功的标准,就业率成了判断高等院校成败的尺度,收入水平成为衡量人才价值的标杆。社会功利性的入侵,使得教育本身的品位大为降低,“近视”程度有不断加深的趋势。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人才的真正需求不相符的;如果任其发展,教育必然堕入功利与庸俗的怪圈。目前,高校成为学术腐败、贪污腐败的高发区,也是在惊醒执政者,对大学的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如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改革的潮头,未来几十年的教育“蓝图”即将成型。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日前刚刚发表的温家宝总理今年教师节期间的谈话音犹在耳。他要求教育部门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对此,我们充满期待。（记者夏静 通讯员 张才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