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面世、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科院院士、中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少些功利色彩多些世界胸怀 记者：在您看到这份《纲要》的时候，什么地方让您眼睛一亮？什么地方又让您心存遗憾？ 杨玉良：总体上来讲，这个规划非常“重”。中国发展到今天，整个国家发展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担负着越来越大的责任，教育科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这是一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纲要，必定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纲要》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是其中对于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国民对教育的期望，表现得非常坦诚。教育确实存在问题，现在把问题摊开来，进行全民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认为，在《纲要》中还需要补充修正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前瞻性。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十年、二十年之后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到那时能否担负起与我们国家的地位相符的责任？他们应该能够理解和包容人类的不同文化，能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很好地对话和交流，并且有能力为国家参与国际各种重大事务。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培养的人能否为构建一个和谐的未来世界而努力？这类问题，在纲要里表述得不够充分。我想，一份中国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目光不能仅仅面对国内，应该放眼全球，要从中国未来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来看，教育必须与此相适应，教育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性。 其二，对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和理念方面的阐述也需要加强。我们不能把教育仅仅看做是实现某种近期或局部目标的工具，过分功利化和工具化地看待教育容易引发新的浮躁。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包括：一是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吸收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二是开启心智，培育精神，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只有对这个根本目的和理念有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再具体到学科或教育体系的某个部分，具体到阶段性目标，才不至于在执行中被曲解，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养成人格之事业”。《纲要》的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必将影响一个时代，但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 数量与质量并非矛盾 记者：这次《纲要》对高等教育首先强调质量的提高，同时又提出大幅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质与量的关系甚至矛盾如何协调好？ 杨玉良：我认为，量和质并不一定矛盾。中国的大学教育应有两个质量观，一个是宏观的，指高等教育整体架构的合理性；一个是微观的，指单体的质量。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是各级各类大学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个结构必须与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相符合。如果所有的大学放弃自身特色，都一窝蜂地升等、升级，都去争创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宏观意义上的质量就不高。千校一面，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灾难。 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次《纲要》明确提出，我们要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避免同质化。尽管表述还不够清晰和具体，但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需要各种类型的大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任务。对不同类型的院校，要有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统一”的评价标准都有其荒唐之处。这是大学教育的特殊性，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完善大学章程防范高校腐败 记者：近年来，一些高校不时发生各类腐败案件，甚至个别高校领导也锒铛入狱，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声誉，您觉得这份《纲要》能够有效防范高校腐败吗？ 杨玉良：这次《纲要》提出大学要有办学自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自主权来源于非常规范的自主约束和规范，《纲要》也提到要建立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提高大学自主权的保障，也是大学的自主约束和规范，严格按照章程来做，就会规避很多不良现象。在目前体制下，根据我们的国情，应该可以制定出合理的大学章程来自主规范大学的各项活动。 我任校长以来一直强调的是大学精神和大学的使命，这是大学需要坚守的。我一直认为，大学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在复旦大学，我们强调要在教师中重塑复旦精神，激发大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能让我们的教师和干部流于世俗和功利，这也是防范大学腐败的关键。 守住大学精神，不是不提供社会服务。我想强调的是，大学应该在深入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反之，若无深入的学理研究，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能力会衰弱，就会不具可持续性。我认为，今后中国的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大学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