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目前热议的“包容性增长”观念也是考克斯商业原则的主要原则之一，因为你在《道德资本主义》中是这么解释的：“原则1强调了利益相关者敏感度：企业应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即通过对所创造的利润在消费者、雇员和股东之间分享，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也注意原则背后的利益攸关方理论。针对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公共企业，你会有什么建议？ 斯蒂芬·杨： 我的建议从概念上来说很简单，但实施起来具有挑战性。此概念就是企业的利益攸关方理论。大型公共企业必须管理利益攸关方关系——不只是底线利润。企业必须关心顾客，而不是盯着他们，当作可以从中骗钱的傻瓜或者是被动的哀求者，必须接受企业决定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第二，企业必须把员工当作道德人来关心——儒家的关爱和交互的关系。第三，企业对贷款人必须诚实。第四，企业必须把供应商视为本企业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当作有待被榨取和胁迫的商业对手。第五，企业需要新的竞争战略，提供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一味低价竞争。第六，企业需要尊重社区，不要污染或损害社会境况。 如此，企业——国有的或民营的——将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服务于乃是企业主人的国家之公共目的，有更高的义务采取长远眼光，通过提供增加价值的社区产品和服务，支持攸关各方的利益。我在《道德资本主义》各章表明了如何改进利益攸关方关系。考克斯圆桌组织提供这方面的顾问服务，帮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 《21世纪》：在《道德资本主义》第六章，您写道，“对道德资本主义的承诺，需要文化的行动。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克斯商业原则在1994年发表，旨在改善全球商业文化”，我还注意到，考克斯圆桌组织最近公布了《山屋声明》(The Mountain House Statement)，就全球经济的管理上应该得到运用的伦理价值观，阐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思想传统的共同立场。而您本人亲自从事与中国传统的对话，比如，附录于《道德资本主义》的论文“道德资本主义与中国道德传统”，以及您最近在考克斯圆桌参与主办的全球对话(北京)上发表的论文“易经：适合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古代中国的手册”。就此方面，您能否再谈点看法？ 斯蒂芬·杨：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文化无形，看不见，又不可能给它定价。文化远不止于那些我们能够购买的食物和娱乐。文化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的语言，自我向他人的呈现，生气时刻，骄傲，自我满足，关心或不关心他人，信任或不信任他人。 文化推动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文化影响我们在不同取径中做出的选择；文化指导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忠诚。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善好的行为作为结果，我们就需要研究文化，并在文化的信仰和文化的习规领域工作。 当我们作为人类面对物质世界，比方说在经济危机之际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决定做什么往往来自我们的文化上的习惯和感知。如果我们有好的文化姿态，我们可能会选择努力工作，并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走出困境，由此改善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背景。 语言是我们的深层次文化，它又来自我们所在社会的往昔。正是语言提供给我们客观的精神现实，我们据以整合一个社群的经验。我们的个体性不能逃脱社群的某种影响力和控制力，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活于斯。 因此，要在中国提倡善好的商业行为，就有必要按照中国文化方式来思考和言说商业，言说什么是善好。 第三，不同的价值组合和不同的优先性带来竞争，我们会因此忽视那些在文化上与我们不同的人们的观点和价值观。故此，为了建设一个和平、和谐的全球社会，就有必要去沟通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差异，尊重其差异又找到弥合点，使得差异只是一枚共同硬币的两面。那就是考克斯圆桌组织正在做的工作。 《21世纪》：我知道，除了商业原则之外，考克斯圆桌组织还有其他原则，比如政务原则，但知道的人不多。您能否谈谈商业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或商业与非牟利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斯蒂芬·杨：考克斯圆桌组织认识到，现代社会由三个具有生产力的部门构成：商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不太严密地说，各个部门负责产生某种善：商业为财富创造和个人的生计产生私有的善物；政府则要产生公共的善，比如，安全和法治；公民社会则产生文化和价值观，来指导其他两个部分。 据此，各个部门都相互作用：商业创造财富，通过税赋支持政府；公民社会产生选民来指导政府，产生消费者来指导商业；政府规制商业，避免商业危害公共领域，政府还为公民社会提供法律和秩序。 每个部门又以其他部门为中介。 每个部门都有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各自都要遵循一组伦理原则以确保对其使命的忠诚和对其义务的公正执行。 《21世纪》：相比于学术机构，考克斯圆桌组织更以行动为导向。我更关注贵组织发明的用于自我评估和执行管理过程的方法：ARCTURUS。其中包括风险评估和报表框架。我注意到由一些企业、管制者、会计、证交所和非牟利组织联合倡导的一个行动计划特别提到考克斯圆桌的方法，该计划旨在金融危机中修补国际性公司的财务报告。我想问的是，考克斯圆桌组织会采取哪些政策，使得这类工具被介绍到中国，帮助中国企业参与以价值为基础的全球商业实践？ 斯蒂芬·杨：有两大任务：一是帮助企业主及其管理者来管理他们的利益攸关方关系。ARCTURUS可以被中国企业用于这方面，我们考克斯圆桌的同仁可以提供帮助。 第二项任务是要理解如何为一家公司获得好的价值。此处，资产负债表需要现代化。资产负债表声称是表明一家公司的价值，但负债表的会计实践是非常老式的。资产负债表报告有形的资产更为容易，而在今天，无形资产(品牌权益，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好的伦理)是现金流的重要资源。一家公司越是拥有更优质的无形资产，就越是能够更方便地获得金融资本，并将在未来有更可持续的利润。因此，无形资产在今天更有价值。 所需要的新的报表体系必须把企业社会责任和无形的利益攸关方关系的变量，整合进传统的财务数据，以此达到对一家公司的价值得到更综合的呈现。 金融危机揭示，目前的财务会计和目前的诸如联合国全球行动或CRI报告格式的伦理计划都既不能预测信用市场的崩溃，也无助于在市场已经严重行为不端时去防止危机或解决危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