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新进展，35岁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贺雄雷领导的课题组在研究染色质结构如何调节DNA突变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这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导致人类许多疾病(如肿瘤)产生的基因突变的原理，其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的Sci-ence(《科学》)杂志上。 30岁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返国，被特聘为教授，成为中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导，贺雄雷走过了一条“非常规”的求学与科研之路。典型的例子是：研究生毕业后，他并未选择去当“白领”，宁愿选择留在学校实验室里，做了三年不领工资没有名分的“研究生后”;博士毕业后有机会留在美国，却选择回到母校中山大学(昨日《南方都市报》)。 贺教授的成就令人敬佩，其成功大概也有一部分要拜中大较为灵活的用人机制所赐。比如，毕业后没有名分，意味着实验室的教授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出钱，养活“自由人”;刚拿到博士学位、三十出头就破格做教授，意味着高校里多少人挤破头也不一定有的独立实验室、独立科研经费和独立招生。假如按常规做法，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博导，怎么也得熬个7、8年。但科学界一向只有冠军没有亚军，教职可以等，科研成果却等不起。 高校一向讲究论资排辈，这有利也有弊。在英国学习时系里只有一两位教授，一般只有系主任或极有威望的教师才具教授头衔，其他人只能担任讲师或高级讲师，还有相当于副教授的“Reader”。有次系里一位年轻教师跟我开玩笑说：只要“老家伙们”还在，咱们就安心学术。你我不必争着往上爬，却也免了“升等”带来的人事纠葛。 当然，英国体制虽鼓励“坐冷板凳”，却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极优秀的教师受不了老当不了“Professor”(教授)，出走到较为容易评上教授的美国。因而英国的一些名校，如牛津大学和华威大学，近年也在改革，借鉴和逐渐贴近美国体制。 中国高校的教授体制近于美国，教授为数众多。但就国内的环境，“多”有时也意味着“不值钱”。似乎是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在大学里有所折射，这些年高校有把教授分出个三六九等的趋势———开始是“博导”高“教授”一等，后来教授里开始划分一级、二级、三级教授。随着全国和地方性学术奖励机制的出台，各种 “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也纷纷设立。虽读书人是要坐冷板凳，但面对主事者一下子端出那么多张大小不同的“板凳”，坐怀不乱者几何? 学术的传承、学者的培养有其自身规律，如何择优而不拔苗助长，鼓励冒尖又反对冒进，是所有大学要面对的问题。我以为，各种评级、考核是为平庸者而设，但好的体制须为天才预留空间———说“天才”未免虚妄，现在的科学研究早已不是爱因斯坦一支铅笔、一叠稿纸的时代，除了好的学科带头人，实验室、投入资金和团队的规模，才是决定产出的“王道”。只是，眼下国人多有“大师”焦虑。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让更多的普通科研工作者越过各种“板凳”设下的藩篱，恐怕才是能否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出现在Sci-ence杂志的关键。 |
